用笔在乎心地心正笔法就正了——柳公权

唐穆宗长庆元年（821），四十四岁的柳公权在右拾遗、翰林侍书学士任上。

侍书，即皇帝的书法老师。官阶尽管只是从八品上，但近在当朝皇上身边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显然，柳公权算是熬出了头，虽然同在朝廷，出入大明宫，比起在秘书省做校书郎，整日面对典籍的郁闷日子，他心情舒坦了许多。

一日，天气尚好，穆宗忙毕国务，有心情步入书房，准备操起笔开始临帖。身为皇上书法老师的柳公权，连忙备好纸绢镇尺，笔墨伺候。穆宗临写了几行字，笔墨顺手，感到有一点得意，便让柳公权评价他的字临写得如何，是否较前日有所进步。柳公权仔细琢磨一番，赞赏道：“结体尚好，笔势也不差，只是在笔法、笔意上还没有完全到位，须增加些许美感。”穆宗点点头，谦恭地把笔递给柳公权示范。只见柳公权平心静气，娴熟地写了同样几个字，使穆宗不得不钦佩他的笔墨功力。

一缕阳光透过窗纸照进来，映在书案上，满堂充盈着一派亮丽的色调。窗外栖息于枝头的小鸟，啾啾地叫了两声。穆宗问柳公权：“你的字怎么能写得这么好？莫非有诀窍？”柳公权放下笔，稍微停顿了一下，用书法老师的口吻答道：“用笔在乎心地，心正笔法就正了。”穆宗毕竟是皇上，默默地改变了面色，仍谦恭地点点头。他认为柳公权是在说写字，也许还有一层潜在的意思，是用书法之道来讲明一个人处世的准则。面对皇上的提问，作为书法老师的柳公权道出了写字的诀窍，即“用心”二字。

用心，指集中注意力，使用心力，专心。《论语》中言：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矣哉。”《荀子》也说：“上食埃土，下饮黄泉，用心一也。”

心正笔正，倒也不完全是后世诸多书评家猜度的笔谏之意，笔正也指中锋用笔，是讲了书法固然之理。也许是穆宗隐约中的一丝误解，使柳公权后来受到了冷落。如若是专门借助书法之理暗喻讽谏，柳公权就显得太书生气了。主要是穆宗心虚，太过愿意联想，那可就怨不得柳公权了。

至于对书法标准的认知，与唐诗一样，初唐的书体就趋于摆脱艳俗之风。由于皇室宫廷的提倡，唐代书法的风度体貌从齐梁宫体中摆脱出来，展现出新的瑰丽姿态。唐太宗酷爱王羲之，《兰亭序》名高风行，成为当时美学风格的造型代表。冯承素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陆柬之的多种兰亭摹本，成了这一时期书法美的典型。到了盛唐，孙过庭《书谱》提出“质以代兴，妍因俗易”，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。以张旭、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，把悲欢情感淋漓尽致地倾注于笔墨之间。之后，颜真卿另开新路，建立了新的艺术规范，形成了影响千年的美学标准的正统。一如杜甫的诗、韩愈的文，颜真卿的字，“稳实而利民用”，被视为集大成者。

柳公权所遵行的“笔正”，也正是基于被广泛接受的颜真卿书法端正庄重、笔力雄健、气象浑厚的特点，而适时提出的书法之根本要素。起先，柳公权任右拾遗。拾遗是唐朝设置的小官，分左、右拾遗，即供皇帝咨询、向皇帝提建议的官员。字面意思是捡起皇帝的遗漏，如政策失误，相当于监察兼助理。左右拾遗以左为大，右为小，是以谏为职的官员，称作谏官，又形象地被称作言官。随之，柳公权获授翰林学士。翰林学士在魏晋时是掌管典礼与编撰诸事的官职。唐以后的翰林学士，则成为皇帝的秘书、顾问，参与机要，因而有内相之称。这可是一个近水楼台的角色，好生了得。

柳公权任职的新翰林院在银台门内麟德殿西重廊之后。麟德殿东、西两侧均有重廊。麟德殿东廊有郁仪楼，西廓有结邻楼，翰林院即在西楼重廓之外。由夹城通往宫城重廊，沿横直的走廊通行麟德殿，能向正北抵达少阳院。原先的东翰林院，位于大明宫内金銮殿之西，半隐于金銮坡上，东出有金銮殿，南出为延英殿，西近麟德殿，二殿再东，便是紫宸、蓬莱诸要殿。后翰林院随皇上所在而迁，取其便稳，其新院地近金銮殿，方便起居于各殿的君主随时传召。

新翰林院夹城与重廊的设计，使翰林院处于近密的位置，方便制诏宣旨。夹城正北之处为密封城墙，柳公权进出时必先经翰林门，然后转入宫禁范围。重廊能直接抵达殿侧，不须绕道，方便密速潜行。

本年入翰林的名士，除柳公权外，还有李德裕、李绅、庾敬休、段文昌、沈传师、杜元颖、李肇、韦处厚、路隋等，个个才高八斗，风度各异，均为名噪一时的当朝名士。

名列翰林的长庆元年（821），一个清风送爽的日子，柳公权有点志得意满，为表达内心答谢之意，一时兴起，以潇洒隽永之笔触书写了《蒙诏帖》，又名《翰林帖》。白麻纸，七行，二十七字。其文句如下：“公权蒙诏，出守翰林，职在闲冷。亲情嘱托，谁肯响应，深察感幸，公权呈。”

此墨本字形长短宽窄不一，或断或连，构成章法上的变化。笔墨浓淡轻重有致，形成层次上的变化。风格豪放雄逸，遒劲流丽，枯润掩映相发，体势稍带颜法，沉劲苍逸，具有顿挫郁勃，开阔跌宕的艺术特点。

此帖今藏故宫博物院。其书曾刻入《三希堂法帖》，乾隆称“险中生态，力度右军”。世存《蒙诏帖》有两种，除故宫所藏墨迹外，另一种见于《兰亭续帖》刻帖。二者文字不同。翰林不称“出守”，故而有人疑其为伪帖，认为是唐末宋初高手所拟。

至此，从前的校书郎柳公权，结束了坐冷板凳的孤寂日子，当上了皇帝的书法老师，在最高权力的近侧行走，为他日后的书艺创新乃至自成一家提供了优越的平台。深埋于泥土中的一块玉，终被当朝皇上穆宗识得，视为国珍，也是万幸。要不，柳公权也许就像边塞沙海中的一块砾石，还在夏州判官的案头上敲打震堂木呢，岂不可惜！

写字，只不过是皇上的业余爱好，隔三差五地动动笔墨，就算书法行当常说的临池不辍了。国事重大，政务繁杂，除书法外，皇上个性使然，还有更刺激身心的的业余喜好。在柳公权眼里，穆宗近乎疯狂地游乐，到了长庆二年（822）十一月才算有了收敛。原因是他有一次在禁中与宦官内臣等打马球时发生了意外。当时正游玩，有一位内官突然坠马，如同遭到外物打击一样。由于事发紧急，穆宗十分恐慌，遂停下来到大殿休息。就在这一当口，穆宗突然双脚不能履地，一阵头晕目眩，结果是中风了，卧病在床。此事一发生，宫外接连有很多天不知道穆宗的消息。而在此前一周，穆宗还率人以迎郭太后为名前往华清宫，巡狩于骊山之下，即日就骑马驰还京城，他前往迎接的郭太后反而是第二日方还。

穆宗中风以后，身体一直没有康复。长庆三年（823）正月初一，穆宗因为身体有病没有接受群臣的朝贺。病中的穆宗曾经想过长生不老，和他的父皇一样迷恋上了金石之药。处士张皋上疏，对穆宗服食金丹事提出过劝阻。

近在皇上身边的柳公权，尽管精心教授，长于鼓励与赞许，且又小心伺候，却并没有让皇上的书法有多大长进。至于进谏，似乎暂且还轮不到他说话的时候，他的资历毕竟还短了一些。

长庆三年（823）三月，前宣武节度使韩弘父子给朝廷内外大臣行贿事发，病中的穆宗关注到此事，亲自审阅韩弘财产账簿，见账簿上有用红墨小字记载：“某年月日，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，不纳。”

穆宗大喜，以为自己知人，当月二十七日，遂以牛僧孺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时牛僧孺与李德裕皆有拜相之望，李德裕出任浙西观察使，八年未迁，疑宰相李逢吉排己，故引牛僧孺为相，由此，牛、李之怨愈深。

柳公权耳闻目睹，察觉到朝廷中的一些微妙的情况，感到从穆宗君临天下起，唐朝的皇位继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皇帝的人身安全也似乎变得毫无保障。他感到，穆宗时期的宫廷局势，已经难以用常规来审视了。

长庆四年（824）正月二十二日，穆宗丹药毒发，驾崩于他的寝殿。正是贪生之心太甚，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。

得知穆宗驾崩，此时已成为右补阙的柳公权一开始的反应是不寒而栗，接下来是呆若木鸡，伫立于皇上的书房，凝望着残留着天子余温的文房四宝，倍感人生的无常。天子的人生命运尚且如此，遑论自己一个小小的右补阙呢。

对于这位赏识自己书法才干的皇上，柳公权是感恩戴德的，二人之间起码是同道的知音。至于皇上的治国之策，他与那些进谏的官员一样，都是忠君的，指望大唐江山好。他只是觉得自己资历尚浅，需要历练，之后再向皇上进谏不迟。他甚至自责，没有把自己的一些真实想法告诉皇上，觉得这是一种失职，有负于皇上的一片好心。

换一个天子，大唐王朝又会如何，自己的命运又会如何呢？

柳公权将面临这一切。行走于大明宫高墙深院中的他，望着冬去春来的风景，有点诚惶诚恐，如履薄冰。

唐穆宗长庆四年（824）正月，穆宗因服金丹致死。太子李湛即位，是为敬宗。

柳公权没有理由不继续他的职业，仍给登基后的敬宗李湛当书法老师兼右补阙。而这位新皇帝虽说也附庸风雅，佯装喜好笔墨纸砚，却从不用心。这倒让柳公权大为失意，虽然省心了不少，却平添了几分无所事事之虑。

读书全在自用心，老师不过引路人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。新皇上本没有舞文弄墨这心思，柳公权也是爱莫能助。

在柳公权看来，敬宗刚刚即位的时候，对于发布程序化的敕命和参加象征性的礼仪，完成得还算合格。

但慢慢地，柳公权也越来越觉察到，敬宗一味追求享乐，就连皇帝例行的早朝也渐渐不放在心上。由于过分贪玩，敬宗一个月上朝不到三次，大臣们都很少有机会见到他。敬宗上朝总是很晚，日上三竿的时候还不出来。有一次，敬宗迟到很久，百官都在紫宸门外面等候，一些年老多病的大臣甚至等得双腿麻木，几乎昏倒在地上。

谏议大夫李渤感叹说：“昨天我还上书说皇帝上朝太晚，没想到今天比昨天还晚。”等到退朝之后，左拾遗刘栖楚单独留下来，对敬宗说：“宪宗皇帝和先帝穆宗即位的时候年龄都比较大了，结果四方还是叛乱不止。现在陛下这么年轻，而且刚刚即位，更应该勤于朝政。可是您天天沉溺于声色，睡到这么晚才起来，先皇的棺木还没安葬，您就已经搞得这样恶名远扬，这样下去我担心国家快要完了，干脆让我在台阶上撞碎了脑袋，也算是履行了我谏官的职责！”刘栖楚一边说着，一边在台阶上拼命叩头，直叩得头破血流，砰砰的撞头声传出去好远。伫立于一旁的柳公权，感觉头发根子都竖起来了。这如何是好呢？后来李逢吉传皇帝的命令说：“刘栖楚别再叩头了，等着听皇上的安排。”刘栖楚这才站起来，却又开始大谈宦官的事情，敬宗只好连连挥手，显得很不耐烦，让他出去。刘栖楚却来劲儿了：“要是皇帝不采纳我的意见，我就死在这里！”宰相说：“你奏请的事情皇帝都知道了，到外面等着皇帝安排吧！”刘栖楚这才出去。宰相都赞成刘栖楚的意见，于是敬宗就派宦官去安抚他和李渤，让他们回家。

过了一阵，皇上又提升刘栖楚做起居舍人，但他托辞生病，并没有领职，回到东都洛阳住闲去了。柳公权心里明白，其实刘栖楚也并不像他在皇帝面前表现得那样为国忘身，当时李逢吉专权朝政，身边有许多亲信和依附他的人，刘栖楚就是其中一个。这支势力在朝廷内部有很大力量，许多人受到排挤，比如李绅、裴度。敬宗面对谏言表现出很受感动的样子，假装谦恭地说要改，但仍是不改。后来，甚至发展为一个月也难得上朝两三次。柳公权知道，李德裕曾在穆宗即位之初任翰林学士，禁中书诏典册多出其手。时任浙西观察使。李德裕身居地方，倾心王室，遣使进献《丹扆箴》六首，提出劝谏。这些建议引经据典，说得头头是道，皇帝也非常感动。虽然按照敬宗的性格习惯，不可能从此就改邪归正，但还是很客气地做了答复。

敬宗本人生性喜好大兴土木，即位以后，从春天到寒冬，兴作相继，没有停息的时候。自己的玩乐也变本加厉，花样不断翻新。柳公权身临其境，察言观色，旁观围绕敬宗发生的一桩桩宫廷事件，揣摩背后的蛛丝马迹，以判断忠良与奸臣，从资深谏臣身上领悟到不少事理。在事态的变化中，他钦佩什么样的人，厌恶什么样的人，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。因经验不足，他自认为还不能够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见解，或者向皇上进谏什么，再说，他也承担不起谈论宫廷中是非曲直的言论风险，只好暂且退避。他颇有工作热情的侍书一职，在不谙书艺的敬宗跟前得不到充分重视，因而心情变得闷闷不乐起来，好像自己成了一个无用的闲人。

柳公权在此境遇下，唯一排遣心情的方式是他写书法。一有空闲，他便一头扎入汉字的汪洋大海之中，从中体味人生之快意。在滚滚红尘中不大适应的性情中人，往往易于坠入虚幻的精神世界，在宗教中寻觅自己的寄身之处。

先前，唐穆宗长庆四年（824），四月六日，尚在翰林侍书学士任上的柳公权，就潜心书写了一遍《金刚经》。

佛教经典《金刚经》，又称《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（402）译出，以后相继出现五种译本，即北魏菩提流支、南朝陈真谛、隋达摩笈多、唐玄奘、唐义净译本。

普遍流传的是鸠摩罗什的首译本。鸠摩罗什，父亲是印度人，后来移居龟兹国，母亲是龟兹国公主。母亲在他小时候出家，鸠摩罗什也跟着出家。他幼年到北印度迦湿弥罗修学声闻三藏，回龟兹时经过莎车国，遇到大乘学者须利耶苏摩，转而归向大乘，再回龟兹时已经是英俊饱学的法师。

苻坚派吕光攻打龟兹，迎接鸠摩罗什来中原。吕光攻破龟玆后护送鸠摩罗什去中原，在半路上得到苻坚淝水战败的消息，吕光即宣告独立，国号西凉，在今甘肃西部。等到姚秦兴起，国王姚兴信奉佛法，特派大兵攻西凉，这才迎鸠摩罗什到长安。

当时的佛教优秀学者都集中在长安，从鸠摩罗什受大乘佛法。鸠摩罗什一面翻译佛经，一面讲学。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大乘经论很多，信实而能达意，文笔又优美雅驯，在翻译界被认为是第一流的译品。

金刚经在中国佛教界流行极为普遍，如三论、天台、贤首、唯识各宗，都有注疏。尤其是唐宋以来盛极一时的禅宗，与《金刚经》结有深厚的因缘。传说参礼黄梅的六祖慧能，就是听了《金刚经》所说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而开悟。六祖以前，禅宗以《楞伽》印心，此后《金刚经》即代替了《楞伽经》。

在以往的习书生涯中，柳公权曾经多次写过《金刚经》。另外，柳公权还书写有《阴符经序》及《清静经》《度人经》等。早年研习儒学之时，柳公权也研习《庄子》，而且深得精微，他同时从儒、佛、道中汲取心灵之滋养，求得互补与平衡，身心得以超脱。他对于佛、道方面接触颇多，亦有多个书法作品与之有关。

书写《金刚经》时，柳公权已经四十七岁。书作刻为横石，共十二块，每行十一字。分段处留行，兼记段次。由强演、邵建和刻，立于京兆西明寺。原石毁于宋。唯一唐拓本，1908年发现于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，现藏巴黎博物馆。可认识者有三、四、五、七、九、十二等石块上的字迹，当是用厚黄纸拓裱的。

《金刚经》抄本为柳书早期代表作，连柳公权自己也禁不住为此得意，自得之情溢于言表。其下笔精严不苟，笔道瘦挺，遒劲而含姿媚。结体缜密，以纵长取形，紧缩中宫，开展四方，清丽而峻拔。“柳骨”于此初可识，且柳公权集众书于此一碑，其书备有王羲之、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陆柬之之体，诚为绝艺，尤为可贵。

在书写者柳公权看来，由于人们认虚为实，认假为真，所以顽固地执着于自我和外部客观世界的真实，造作出无量无边的身业、口业、意业，并且受这三种业力的牵引与拖累，以致长期轮回，经受不可言状的种种痛苦，始终无法获得自由和解脱。

敦煌遗书中最早的《大般涅槃经》，写出来的时间为西晋永兴二年二月七日，即公元305年3月21日，直到最晚的宋真宗景德三年（1006）的写卷，历经了长达七个世纪的时光。而这恰好是中国汉字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，即由隶书到楷书的演变时期。敦煌遗书便成为这一段书法发展史最直接的历史见证。

汉末，隶书开始向楷书转变，魏晋南北朝成为这一转变的过渡阶段，正如篆书向隶书转变时经历了隶篆形态的过渡期一样，这一时期汉字体现出的是隶楷结合的书体特征。其字形仍遗留隶书形态，每个字皆有一隶书重按的笔画，只是字体结构已由隶书的横势变为纵势。有很多地方表现出向楷书演变的特征，如横画的起笔采用露锋，回笔以楷书写法向下按顿，不取隶书重按之后向右上挑出的写法。不过横画仍像隶书，是水平的，右边不向上抬起。撇画重按之后向左下方顺势出锋，无回锋收笔的步骤。

还有一种楷书，同南北朝碑刻文字结合，其字体形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刀刻味重，这种书体被称为魏碑。这一书风的作品，点画方折峻利，横画侧锋斜入，点作三角，垂笔作悬针，捺角尖锐，转笔雄奇，都是那么沉猛刚毅，如同刀劈剑削，不像出于柔软的毛笔。柳公权仔细琢磨了西晋以降的书风变异，融入了自己的见解，探索了汉字书写的规律和玄妙之处，成就了柳体《金刚经》。

后世所见到的柳公权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拓本卷子，为唐拓孤本，今见敦煌遗书卷末有题记曰：“长庆四年（824）四月六日，翰林侍书学士朝议郎、行右补阙、上轻车都尉、赐绯鱼袋柳公权为右街僧录准公书，强演、邵建和刻。”此唐拓一字未损，纸墨如新，光彩焕发，首尾完整，极为罕见，尤可矜贵。正书结体劲媚匀称，闲逸生趣，用笔古澹。

柳公权所书《金刚经》石刻，当为西明寺一景，与这里的寺庙相映衬，也与同时代的诗作融为一体，彰显着一种幽暗而明丽的情调。通常说，柳公权书法一如其人，风骨铮铮，故常人畏其严厉，然而却不能窥视到其严中寓情的一面，不可不谓是种遗憾。柳书三昧，尽可从柳公权《金刚经》中体味。

唐长庆四年（824）六月，柳公权书《大觉禅师塔铭》。李渤撰文，胡证篆额，立于赣州。这时候，柳公权的书名已经逐步走出京城长安，远播南方。大觉山，位于今江西抚州资溪县境内。大觉寺坐落于莲花山天然石洞中。对于《大觉禅师塔铭》，书者柳公权本可以兼书篆额，又为何另请一位名为胡证的人为之篆额呢？

凡事总有它的起因，篆额者胡证，乃柳公权祖籍河东（今山西永济）人，此人与柳公权同道，擅于书艺，尤工篆书，韩愈所撰唐田弘正家庙碑，也为胡证篆额。

柳公权的这位同乡及同道，曾任岭南节度使，广州刺史，因广州有海之利，货贝狎至，且善蓄积，务华侈，奉养童奴数百，于京城修里起第，连亘闾巷，京邑推为富家。后以疾上表求还京师未就，七十一岁时卒于岭南。长庆四年（824）的十二月，柳公权出了翰林院，迁为起居郞，从六品上。